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一度出现一罩难求、一机难求的局面。一罩指口罩，一机指呼吸机。医疗器械由此成为关注热点。
在医疗器械领域，我们的技术水平长期以来并不占优势，并且高度依赖进口。但如今，在人工智能应用上，经历了疫情的“大练兵”后，智能影像诊断、远程医疗等，让中国积累了更多自己独有的经验。
未来，医疗器械+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某种弯道超车的可能性？而上海在迈向科创中心的过程中，又能在这个潜力无限的创新领域抓住哪些机会？
多年差距艰难追赶
近几个月，吴东博士不断收到来自宁波、深圳等城市的邀约，希望她能带着新组建的医疗器械团队，入驻当地。但吴东暂时还在考虑中，上海的研发人才和技术积累，相对更有优势。
对上海的好感，缘起于2011年。那时，中国医疗器械水平发展严重不足，全球500强巨头企业不愿意错过庞大的中国市场，纷纷计划着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吴东曾任3M、柯惠的高管，2011年起供职于美敦力，她为公司的研发中心选址，当时有4座候选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天津，而她最终选择了上海。
10年过去了，但是吴东发现，国内的医疗器械公司，依然与国际上有很大差距。
以呼吸机为例。呼吸机的外壳设计和汽车外壳有相似性。用来控制呼吸动作的系统，也类似于汽车的控制系统。再者是电子系统、合成系统。把这些技术一一分解就会发现，医疗器械和汽车有极大相似性，所以这两个行业的技术人员时常互相流动。医疗器械行业中，50%以上的人才不是出自医疗专业，而是出自汽车等设备行业。
10年中，我国的医疗器械行业，也经历了与汽车业类似的发展过程：早期没有自主研发的动力，因为不需要研发，复制国外产品也能活得很好。中国市场足够大，只要产品便宜、质量不差，企业就能分到一杯羹。
然而，拥有复制能力，却未必掌握了核心技术。比如对呼吸机来说，核心是控制系统。它可以在病人不能呼吸时帮助呼吸；但是当病人自己有一些呼吸能力后，又会慢慢减少出气量，让病人的自主呼吸渐渐恢复。如果一台呼吸机，只知道不断给病人加气，那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控制系统设计不是一两年能完成的，需要大量临床测试和调整。”吴东解释，此类技术改进，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是国际大企业的“功底”。医疗器械面对的是生命，没有足够的临床验证，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轻易改动。她说，最怕的是复制国外的设备，却不理解为什么这样设计，复制时又想当然进行自作聪明的改动，那样更加危险，“还不如完全不动脑筋复制下来”。
在美敦力担任全球副总裁期间，吴东还兼任康辉集团总经理。康辉是国内知名的骨科企业，“但研发动力依然不足，还是以复制国外产品居多。”吴东说。
医疗器械产品差异极大，既包括止血海绵，也包括医用磁共振成像等大型设备。基础领域涉及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传感器技术、信号处理技术、生物化学、临床医学、精密机械、光学、自动控制、流体力学等。因此，医疗器械的发展受基础工业水平影响。美国、欧洲、日本由于发达的工业基础，长期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多年来，我国高端市场几乎被跨国公司占据，国内企业主要生产中低端、具有价格优势的产品，如中小型器械及耗材，仅有部分产品如监护仪、麻醉机、血液细胞分析仪、彩超和生化分析仪等具备出口实力。我们想要追上，非短时间可以达成。
但是此次疫情，给了这个备受关注的领域一针“强心剂”。尤其是远程问诊、人工智能、无接触自动化系统等，在疫情中大放光彩。医疗器械+新科技，在中国似乎迎来了一个风口。
只有AI能做到
乔昕从事医学影像行业已有30多年。第一次听说数字医疗，还是10年前的事。
当时，几大跨国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数字医疗的潜力，比如一台CT机，在普通人眼里只是一个大硬件，但它的后台，其实有40种以上的操作软件，每一个软件都意味着一项技术。CT机的购买成本中，软件占了一半。如果软件可以放在云端，供更多人免费下载使用，那么采购成本将会大为缩减。这就是“数字医疗”的发展潜力。
10年中，也有不少客户“吐槽”说，机器本身质量不错，就是软件操作起来非常麻烦，一点儿都不人性化。这些医疗软件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医生才能操作。但其实，软件如果设计得更人性化、更便利些，对操作者的要求就会降低，再结合数字化、智能化、互联网等技术，最终走向远程诊断、无人操作、人工智能的开发方向，似乎水到渠成。
“医疗器械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乔昕说，于是3年前，他毅然从世界500强医疗企业的高管岗位辞职，4个合伙人一起成立了深睿医疗。
3年中，深睿医疗研制出了单器官多病种全肺AI产品，如炎性、肿瘤、肺气肿、胸腔积液、骨折等疾病等，结合深睿医疗的胸部平片AI辅助诊断产品，可对五大类30余种征象进行检出诊断。仅针对肺炎疾病一类，就有约14种征象识别，如磨玻璃影、网格影、胸腔积液等，而这些都与此次新冠病毒引发的炎症相关。疫情期间，这款AI产品在对新冠肺炎相似征象进行强化后，直接在武汉疫情中有了用武之地。比如说，早期很淡的肺部磨玻璃影，在疫情期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AI以其技术优势，可助力医生减少漏诊。它还有一个独特的5次随访功能。比如，病人前一次的CT检查显示，病灶占全肺体积的72%，这一次检查占比85%……由此可以精确观察疾病的发展过程，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而这些精确的数据，用肉眼很难确认，AI做得更好。
疫情期间，深睿医疗先后向武汉各医院提供了40多套AI系统。曾为那位看夕阳的老人服务的上海援鄂医疗队也用这套系统帮助了许多病人。
那么，这套AI系统是如何研发出来的呢？
用大数据进行“培训”。设计者本身并不一定需要过硬的医学知识。简单来说，先找医生，对每一个肺部影像进行读片，并标注上相关疾病，再把影像—标注数据输入计算机。当数据达到一定规模后，计算机可以根据这些大数据“深度学习”，不断自我优化。数据量越大，计算机学习时间越长，判断结果也就越准。如今的人工智能读片准确率可以在98%以上，已经高于医生的平均水平。
两大优势得天独厚
清楚AI智能读片的研发过程，业内有一个普遍观点——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研发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拥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一，中国有大量的数据样本。计算机需要大批数据，不断训练算法，许多国家没有如此大的人口基数，疾病的数据量受到限制。另外，当医生数量不够多的时候，研发团队很难以合适的价格请大量医生去做数据标注这种工作。
“我们的研发成本中，至少有1/3用于数据标注。”一位研发人员解释。比如，一个影像中的相关征象，至少需要2个医生做标注，另2个医生做裁判，一个影像需要至少4个医生，这样标注出来的数据，才会相对准确，才有价值。而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力成本，可能支撑不了如此大规模的数据标注，研发受到掣肘。
其二，中国有广阔的应用场景。我们医生的增长数量，远远赶不上病人的增长数量。面对数量庞大的患者、相对少的医生，远程和人工智能诊断在我国有大量需求。
对有些国家来说，这项新技术则不是“刚需”。正常时期，一些国家的医生可以花1小时只给1位病人看病。医生本身也有警惕心理，生怕人工智能会威胁自己的地位和收入，所以国外的研发动力实际上并不足。即便研发成功，推广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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