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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全文整理：奥咨达…

“从武汉出现第一波新冠疫情开始，中国已经扛过数次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12日在深圳表示，在武汉疫情出现的时候，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从治疗诊断到综合防控都处于摸索阶段，是“闭卷考试”，等到后来在东北、北京、新疆等地出现本地疫情传播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成熟有效的综合应对举措，上述地区很快都陆续“清零”，是“开卷考试”。

9月12日，以“疫苗创新与公众健康”为主题的首届大湾区疫苗峰会在深圳举办。高福在会后接受中新网等媒体专访时，对当前新冠疫苗研发、中国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疫苗接种应分层进行等进行了阐述。

应对疫情中国从“闭卷考试”变“开卷考试”

“事实证明，我们应对疫情有几大法宝。”高福表示，这就包括对确诊病人的快速锁定，对病人接触史的快速追溯以及对相关环境进行有效的消杀，这几点是社会对疫情防控总结出来的非常重要的经验。

在个人防控方面，口罩、距离和卫生被高福称为“三大件”。首先就是疫情期间个人要佩戴口罩，保持适当的个人距离，及时地进行个人卫生清洁。“做好这三件事，就是个人对疫情防控最有效的手段。”

从武汉的疫情出现，到后来东北、北京、新疆等地出现本地疫情传播，高福用武汉疫情是“高峰巨浪”来形容，在中央的强有力举措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这一波疫情被控制住，也摸索出了众多宝贵的防控经验，对于后续几个地方的疫情及时防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北京新发地疫情出现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地发现和采取有效措施，当时我们是有担心疫情扩大的。”高福强调，就是靠上述有效的应对手段，中国很有效地应对了后续几波疫情的冲击，“当然，从规模上来说，那些比起武汉来要小得多，这也证明了我们的举措非常有效。”

审慎乐观看待新冠疫苗ADE反应

全球新冠疫情之下，能否尽快研发出新冠疫苗成为外界最为关注的焦点。新冠疫苗研发会不会出现ADE更是备受瞩目。

抗体依赖增强（ADE）主要是指机体中存在的一种效应，该效应由病原体感染引起。ADE 表现为在低浓度免疫血清中病毒的复制不会被抑制反而会被促进，意味着一部分人在接种了疫苗之后，其自身的免疫反应会导致疾病的加重。

“人类此前还没有研发过新冠病毒疫苗，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能引起ADE。任何一个科学里的第一，都存在这种或那种的可能。”高福表示，在17年前的SARS事件后，香港科学家曾做过猴子的新冠病毒测试，结果是会引起ADE，但后来因为SARS没有再出现了，相关疫苗研发也就没有继续进行了。

“即使是那次猴子测试过程中出现了（ADE），也不必然会在人类身上出现，更何况这一次的新冠病毒与SARS病毒并不一样，科学研究是一个很缜密严谨的过程，要给科学家多留一些时间。”读博士时就研究ADE的高福表示，疫苗是给健康人用的，要谨慎乐观，这是风险和收益的平衡问题。他对相关问题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疫苗还没有到大规模接种的阶段

当前世界多国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新冠疫苗的研发，国内的数支疫苗研发也取得非常积极的进展，不过，高福表示，在当前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现有的疫苗还没有到普通人大规模接种的阶段。

“这就是一个风险和收益平衡的问题。”高福称，假如再次出现武汉疫情那样的严重状况，相关地区就应该对民众进行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而现在国内的疫情控制得很好，就暂时没有必要在现在这个阶段大规模接种。

“疫苗接种，我建议分层进行。”高福举例

如需要前往疫情高风险的海外地区工作的人群，从事与疫情相关的医务防疫工作人员等特殊人群，是应该第一波建议接种的；此外，从事餐饮、安保、清洁等保障社会基本运转的人员；接着是政府公务员等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以及学校等人员密集区域的工作人员，可视情形看需要分阶段接种。

高福透露，自己已经接种了相关疫苗，“因为作为一个从事疾控研究的一线人员，我们当然要第一个做‘小白鼠’；而且以我们对病毒的了解，我们也能更有效地应对一些问题。”

至于疫苗接种的费用问题，高福表示，从疾控工作人员的角度来看，当然希望能够每个人都可以免费接种，“但这里有政府的财政能力与防控实际需要的一个平衡问题”；此外，如果政府统一购买，如果没有把握好一个平衡，也有可能让企业失去进一步研发更有效、更有竞争力疫苗产品的市场动力问题。…

疫情防控与空气质量变化有关系吗？近日，清华大学吴烨、张少君团队通过交通大数据动态追踪北京、武汉、成都等重点城市交通排放量变化，揭示中国大城市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交通排放与空气质量变化规律。研究显示，疫情防控，人类活动和污染排放强度降低，整体上削减城市PM2.5浓度，同时也证明，机动车污染控制将是今后中国大城市核心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重中之重。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我国各地迅速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机制，人类活动和污染排放强度大幅降低。

该研究构建了时间序列机器学习模型，定量分析2020年1月至4月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中国大城市空气质量的整体影响。通过交通大数据动态追踪重点城市交通排放量变化，解析交通部门采取的机动车管理措施是否会影响污染物变化。

研究团队选择北京、成都、上海、深圳、西安和武汉六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15年至2020年（疫情爆发前）历史气象和空气质量数据，构建时间序列随机森林模型，实现对无疫情防控情景下城市尺度质量的定量预测。相比简单对比或者化学传输模拟等传统方法，该模型可以有效识别气象短期波动对空气质量变化的影响，避免排放清单构建带来的高数据需求性和不确定性，适合对较长一段时期空气质量变化的动态研究。

研究显示，在防疫措施最严格的一级防控响应阶段，六城市二氧化氮浓度比无疫情防控情景预测值降低36%至53%。深圳、成都和西安在解除一级防控响应后二氧化氮逐渐回升，4月底已经恢复到无疫情情景预测浓度90%以上的水平。北京和武汉在4月尚未解除一级防控响应，二氧化氮仍然显著低于无疫情情景预测值。研究发现，疫情防控会导臭氧在北方城市（包括武汉）小幅上升，主要因为这些城市冬季多处于臭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控制区导致。

通过4个月较长期的动态追踪，以北京为例，改进的随机森林模型显示疫情防控导致大气氧化性增强，是1月底和2月中两次短期特殊气象（高湿、静稳）条件下PM2.5污染加剧的主要原因；但由于排放整体大幅下降，北京市一级防控响应阶段的PM2.5浓度比无疫情情景平均下降了42%。

研究进一步选择中国机动车保有量最高的北京和成都为案例，借助拥堵指数、道路监控等智能交通大数据，构建了全路网机动车排放动态计算模型。结果显示，疫情防控一级阶段，北京和成都城市机动车排放量全时段下降，降幅达60%左右。成都在解除一级防控后（2月底），尽管高峰时段排放迅速回升，白天平峰和夜间时段交通排放仍然比疫情前期水平降低30%以上。耦合动态排放数据和随机森林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一级防控响应阶段机动车排放变化导致北京全市二氧化氮浓度降低20%至40%，成都核心区二氧化氮浓度降低50%至60%。新冠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案例分析揭示了，机动车污染控制将是今后中国大城市核心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重中之重。

目前，团队相关成果已以论文形式发表于《环境科学与技术快报》。…

        近日，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创新合作平台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管理委员会暨2020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会，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以下简称器审中心）为牵头单位的医疗数据应用技术研究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汇报了工作情况。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重症监护（ICU）等科室的临床管理和重症患者生命信息监护等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工作组汇报了在疫情防控期间在重症医学上所取得探索性成果。

        据悉，工作组在疫情防控期间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以下简称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绵阳市中心医院、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术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积极响应前方医院的临床需求，针对重症海量数据管理、误报警频发和报警疲劳、数据漏诊和误诊等问题，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武汉武昌医院搭建了生命信息数据远程ICU/CCU管理网络平台（以下简称平台）。该平台为更好更快地医治重症患者，打赢疫情阻击战发挥了较为重要作用，但后续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强强联合 打造移动ICU
        3月8号，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黄晓波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重症病房的患者床前启动平台，平台另一端在线的有四川省人民医院的7位专家和北京301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通过平台，图像实时传输到每位专家那里，供专家进行病例讨论，商讨最优的治疗方案。根据后方专家的要求，患者重新做了一次做心脏彩超。

        “这个平台可以把我们查房的情况线上连线，通过调整摄像头，后方专家可以掌握超声、影像学动态、患者药量等实时状况与重症患者的生命体征等第一手的资料，全面理解患者病情的变化。”黄晓波介绍。

        “不同于各大医院现在做的远程会诊平台，我们所做的远程管理平台实际是一个移动ICU/CCU的平台。在去年10月份左右，我们就已经跟深圳迈瑞医疗团队讨论改造心电监护信息化整合方案，做了部分样机并把远程ICU信息接入硬件中，然后在我们院的CCU心脏监护室做了20多例患者的实时在线监测。” 解放军总医院研究生院院长兼心血管学部主任陈韵岱指出，平台建立的目的之一是想解决ICU误报警频发的问题。

        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隆云表示，大数据和远程会诊比较热门，我国某些偏远区域对两者的结合有着较大需求。工作组成员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此前所做的工作在此次疫情中得以适时应用。工作组类似于业内人士组成的专科联盟，大家一起探索重症医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平台的成立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实际上，大家并不是在疫情出现后才考虑建设这个平台。在武汉抗疫期间，工作组成员就在想能不能将医院的局域网和国家级专家资源整合到一起去救助生命危重症的患者。”绵阳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王东表示，受到非典时期和新医改的启发，他一直在反复思考，如何运用信息化的手段，做好远程生命信息数据的监测工作。此前，绵阳市中心医院已建成了局域网，连接部分县级医疗机构的数据。

        据介绍，经实际运行，该平台初步实现了重症患者生命信息数据和ICU/CCU医疗资源共享、优化了重症患者的报警响应和临床决策流程，能够减少数据漏诊误诊等医疗差错，提高临床工作效率，降低前方医生护士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

        问题待解 智能升级仍需时日
        在上述专家看来，平台不仅能代替现有的重症监护室中分门别类的监测平台，采集且同时连续存储信息，还能将相关数据进行标测，进行对外参数融合分析等。不过，作为一个“新生儿”，其成长完善还需要解决诸多问题。

        “比如获取数据的方式。平台需要获取哪些数据、数据获取之后展示的格式是什么、输出的内容是什么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探讨。此外，获取数据处理完后，还需要人工智能技术去分析解读数据，辅助我们诊断疾病。否则平台数据量过大，人力消耗太多——我们现在也正在想办法迈出这一步。”隆云说。

        陈韵岱认为，在完善平台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提高对于危重症患者数据的精确采集，根据综合性多生命参数的采集来评价患者的临床预后和转归，指出多生命参数对于下一步干预策略上的指导意见。此外，她也同样指出了平台人工智能应用的相关问题，如平台的智能化应用不仅需要各种设备厂家投入成本升级系统，而且多个设备的不同厂家还需要互相开放的接口，进行信息化兼容。

        “工作组希望将各个医院的远程平台对接与共享，但现在有信息孤岛的存在，不仅需要技术的投入，而且还需考虑到一些贫困地区、边远地区或者社区医院没有相关的设备或者局域网络。目前只有一些较为大型的医院有这样设备存在实现对接的可能性。”王东认为。

        “一些县市医院与省级医院的理念和设备相差较远，如何把省市县医院的数据打通，还需要摸索。”黄晓波以四川省人民医院为例，介绍了该院花了两年时间搭建的6家医院内部平台所遇到的问题。如在理念推广的过程中，需要跟省级药监部门乃至国家药监局、国家卫健委、科技部等部门沟通；在硬件上，需要开发系统的算法、存储方式，实现信息安全等。之后，如何打通医保通路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任重道远 建立医学数据联盟
        据悉，在建设平台的过程中，针对生命信息数据实时分析和24小时多参数生命信息数据总结分析的临床需求，工作组提出并正式申请了“一种多参数监护设备数据分析报告生成系统及方法”发明专利。尽管“小有所成”，但多位专家认为工作组在完善平台体系中依然任重道远。

        陈韵岱认为，后续的工作应聚焦三个方面。一是让信息的采集和分析更加标准化；二是在获取数据与记录之后，还需将大量标准化的数据形成有价值的数据库；三是建立预警模型，通过数据了解重症患者的病情，助力病人救治策略的后期选择和情况跟进，使其真正起到远程移动ICU的指导作用。

        “我们希望求同存异，尽可能的覆盖志同道合的医院，一起收集数据，建立中国重症医学数据联盟；破除技术阻碍，完成数据采集、数据输出、数据信息标准化、人工智能开发等工作，在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上更进一步；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通过标准流程，保证数据安全。”隆云介绍。

        王东指出，远程的数据传输需要局域网来对接，希望基层能建立更多局域网，这有利于医院内部对危重症患者数据的管理，减少人力资源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同时，作为工作组的一员，应推广远程数据管理让基层的患者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路，达到优质资源下沉。此外，还需最大化应用平台来避免专家资源的不足和专家资源的浪费。

        “我们和武汉红十字会医院申请了新冠患者出院后远期生命体征随访的研究项目，以及四川省的医学科学创新研究项目，这两个项目都在平台进行。”黄晓波介绍，在后期的工作中，需要思考如何把重症患者在早期筛查出来，减少医保的开支；研究患者死亡的报警模式，降低患者的死亡风险，通过数据库建立多参数多维度的预测模型；开发医护人员的决策模式，根据具体的死亡预测模型，建立重症患者临床辅助 “决策树”，帮助医生思考、选择对患者最优治疗方案，避免同质化治疗；通过AI学习，让诊断系统帮助医生更好的认识肿瘤疾病及转危的可能性，助力重症医学学科的发展。

        来源于：中国食品药品网 2020年7月28日 记者：蒋红瑜

来源：中国食品药品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10日主持召开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座谈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听取医院、企业、专家代表和地方医保局负责同志意见，研究部署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韩正表示，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在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三医联动”改革、促进医药行业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进一步凝聚共识、深化改革、取信于民，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韩正强调，要抓紧巩固完善制度成果，形成更加规范的制度体系，推动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要加快扩大集采范围，着力破解医用耗材标准不一、分类不清等问题，扎实做好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要加强中选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监管，对质量问题实行“零容忍”，依法依规查处。要按规定采购并使用中选药品、耗材，防止出现招而不采、采而不用。要完善和落实改革配套政策，充分调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生产企业和患者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各地区各部门要狠抓工作落实，齐心协力做好集中带量采购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国家医保局负责同志作了汇报，齐鲁制药集团、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专家，以及天津、安徽医保部门负责同志作了发言。

来源：国家医保局…

8月11日，健康时报记者从四川省川北医学院宣传部门一位负责人处证实，川北医学院一名男学生偷麻药给女友吸食致死，案件已交由当地警方处理。“女孩的父母现在情绪非常不好。目前案件公安机关正在侦办当中，家属在等待中。”女孩父母好友金先生(化名)告诉健康时报记者。

吸食麻醉药品过量能致死吗？

“涉案男生为川北医学院大五麻醉学专业的学生，案发时在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实习。该男生实习期间在外租房，其女朋友也是麻醉学专业的，比他低一级。”一知情人介绍，

健康时报记者向川北医学院宣传部门负责人称：“学校并不掌握相关情况，已进入刑事案件程序。”

针对“吸食过量致死”这一说法，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副主任张昊鹏也提出质疑：“我们科室的同事在关注此事时，都不太理解哪种麻醉药品可以吸食导致人死亡。”

张昊鹏指出，在医院正规使用的麻醉药品绝大多数都是采用静脉注射的方式，并不存在吸食起效的麻醉药。目前麻醉药品中唯一的吸入性麻醉药就是七氟烷，使用七氟烷时，需要通过专业设备将药品通过挥发罐或蒸发器吹进麻醉器，再通过专业管道插入患者口腔让患者吸入。

据张昊鹏介绍，麻醉药品的使用分为几个阶段，在最初少剂量使用时，人会出现短暂的兴奋期，随着药品的起效、药量的增多，人就会进入到抑制期，包括呼吸抑制、心跳抑制、大脑活动抑制等，即深麻醉状态，这时如果不降低药量，就会导致人呼吸循环和脑活动的最终抑制，进而导致死亡。

张昊鹏推断，该男生是否有可能是将整瓶麻醉药拿走，打开瓶盖后直接对着瓶口吸气，让药品自由挥发然后吸入。“但凭我们以往的医学经验，这样致死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用药者一旦感觉晕眩，便不会继续吸入，所以吸入麻药的浓度很难达到致死的剂量。除非用药人在一个非常小且密闭空间中丧失意识，且药品持续向空气中挥发并被用药人吸入，而即便这样致死的概率也不高。”

医用麻醉药品能随意带回家吗？

据知情人介绍，当时该男生从实习医院手术室偷出麻醉药品，带回出租屋给其女朋友吸食，最终导致该女生吸食过量死亡。知情人士称，该男生已被学校开除学籍并已被批捕。

根据《麻醉药品管理办法》规定，各麻醉药品经营单位必须设置具有相应储藏条件的专用仓库或专柜，并指定专职人员承担麻醉药品的储运和供应工作；使用麻醉药品的医务人员必须具有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并经考核能正确使用麻醉药品；医疗单位应加强对麻醉药品的管理，禁止非法使用、储存、转让或借用麻醉药品；对利用工作方便，为他人开具不符合规定的处方，或者为自己开具处方，骗取、滥用麻醉药品的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张昊鹏指出，毒麻药品的管理比一般处方药的管理更加严格，医院必须设立一个专门的二级药库，由专职的药品管理员和专业的设施进行管理。在工作日，药品管理员每天早、晚都要清点药品的数量，并核对发出药品和返还药瓶的数量以及患者的用量。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则通过电子药柜进行操作。电子药柜实际上就是一个带有指纹或人脸识别系统的保险柜，只有具备相应权限的人才可申领药物，且申领和返还的记录一目了然，药品管理员上班后还要进行复核清点。

虽然有明确的管理制度和办法，但医院麻醉药品外流的事件却时有发生。2019年上海多名麻醉科医生因将过量的芬太尼类药品销售给患者的事件，多名医生因此被警方带走调查。

2017年，安徽一医院药房主任汤某曾私自向医药公司提供管制药品购买资质，后与人合谋贩卖该公司提供的510瓶可待因口服液，相当于1.224克海洛因。最终，汤某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最终，汤某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张昊鹏表示，不排除部分医院的相关管理制度并不完善，或是在管理落实问题上存在漏洞。建议一旦出现违规领取或使用麻醉药品的情况，对相关人员进行严格处罚。…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医学影像设备的发展日趋迅速，功能也日趋完善，医学影像学科目前在临床的应用也日渐重要。

医学影像设备收入超过800亿元

中国医疗影像市场规模高达千亿，是医疗器械中最大的细分行业，近五年复合增长率达到6.5%，远超全球1%的增速。目前围绕大型影像器械的主要原创技术已进入静默期，这给绝大部分技术还处于成长期的国内企业带来难得的跟进机遇，未来国产医疗影像将继续沿着由低端向高端进口替代的方向发展，市场潜力巨大。据医械研究院测算，2018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约为5304亿元，其中医学影像市场占比为16%，故据此推算，2018年中国医学影像设备行业市场规模约为849亿元。

产业分布

我国医学影像产业集聚明显，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10%）、长三角（43%）、珠三角（22%）等发达地区。产业呈现集聚发展主要是因为医疗器械产品技术涉及到了光学、电磁学、机械学、材料学等众多学科，技术壁垒极高，因此对人才、资源和经济环境的依赖相对较高。所有其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

我国医学影像企业地域分布情况

医疗影像产业链

医疗影像产业链可细分为六个环节，分别为原料生产、零部件生产、核心组件制造、主机制造、系统集成和医院。医疗影像上游原材料种类众多，电子元器件、传感元件及材料、结构件为核心组件。

传感元件作为医疗影像领域重要的元器件，是信号发射和接收部分的重要物理部件，按照不同成像领域有不同传感器类别。但其输出信号一般非常弱，需要优化接口电路，在提供足够增益的同时又不会引入噪声，因此信号链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信号链是从物理信号转成数字信号的关键环节。

另外，医疗影像系统PACS作为数字影像系统下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望在未来得到普及。PACS主要用于医疗诊断图像的传输和储存，能从多方面大幅提高诊断效率：医疗图像处理取代了传统胶片及书信，涉及对所获取信息的管理，包括用于图像数据存储、检索和传输的各种技术。

PACS接受度逐步提升，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PACS已在三级医院较多普及，整体市场规模也在2016年达到58亿元人民币，同时从2010年到2016年PACS市场规模的复合增长率高达39%。

中游影像设备是产业链主体，总体向 更清晰、更快速、更安全、更便携、更智能五大趋势共进发展，因此半导体含量继续增加。据报告显示，预计 2020 年全球医疗影像半导体相关元件出货量达到 7300万，其中模拟芯片占比从 2014 年 的8.6% 提升至 2020 年 的20.5%。

目前市场主流影像设备主要来自X成像、磁共振成像及超声成像领域。 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成像（MRI）、超声成像为前三大市场。

国产化程度最高的三大领域

从市场规模来看，CT、MRI、超声是市场规模最大的细分领域，目前均在百亿以上。然而，在这些大型医学影像设备市场，整体国产替代率较低，中、高端市场仍由进口品牌把控，GE、西门子和飞利浦GPS长期占据市场的前三甲，享有超过50%的市场份额。

CT

国产与进口CT存在技术代差，主要以16排CT产品为主。由于高端CT存在很高的技术壁垒，且国内缺乏核心元部件生产能力，目前高端CT产品国产品牌较少，仅东软和联影目前推出了128层CT，其他厂家主要产品仍为64层以下CT，主要为16层CT。GE、西门子、飞利浦、东芝等目前CT产品线齐全，高端产品技术优势领先，可进行例如CTA、心脏快速成像、肺部低剂量扫描等多种临床扫描功能，相比而言国产产品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MRI…